| 苏中反“清剿”斗争*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月）
一、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报
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
目前苏中地区之敌，虽无大规模“扫荡”之象征，但将来对三、四分区的“扫荡”可能加紧，甚至可能进行“清乡”，二分区以北地区或者会稍微松些。
（一）敌在三分区除原有据点外，现积极修筑如（皋）黄（桥）路，并在海（安）泰（州）路添筑据点，现海安、如皋间和泰州、口岸间每隔三四里已筑有碉堡，企图完全封锁我三分区。
（二）敌乘我四分区北部兵力薄弱之机，积极添造重层封锁线，企图完全截断我二、四分区之联系。现李堡、角斜、浒零、五灶港、二十二总、小洋口、十八总一线已有碉堡，且海安、李堡、角斜、（木并）茶线公路已通车，正添造滩河口、居家湾、沿口、河口、丁家所、西场等据点，并企图修筑公路。掘港、马塘线之公路已通车，并修筑丰利至小洋口之公路，可能继续沿范公堤修到吕四，破坏我陆地与海上之联系。海门、启东之敌东西对进，步步为营，赶修海启公路，麒麟镇之敌重占悦来镇，以缩小我活动地区。伪杨仲华嫡系部队已从盐东地区南移四分区，以加强对四分区之控制；将来兵力足够时，可能进行更残酷之“扫荡”。
（三）二分区自我收复三仓后，潘家（钅敝）之敌孤立，其打潘活（家（钅敝））李（堡）公路之企图，似已暂停。该地区我如能拔除潘家（钅敝）据点，则成为我机动较大之一块地区，但该地区纯系平地，人烟、树木、粮食均极少，不便大部队活动。东台以西及兴化和江、高为水网地区，敌据点很多，不便大部队活动。目前以六团及十八旅一部坚持，兵力已够，但该区我之工作较弱，韩顽及张星炳正分别相向向该区发展，企图打通联系。因此，该区应加强领导，开展工作。
（四）江南之丹北地区(1)，目前环境尚可，澄锡虞地区(2)日伪已稍松，我五十二团一部已南渡进行恢复工作，过一时期后，可继续派部队去。苏常太地区(3)亦在积极打通联系，进行恢复工作，但目前还只能以南通之江边作基点，逐步推进。
依据上述情况，我们拟作如下部署：
（一）苏中区党委移台北(4)，以加强台北及兴化工作，高宝方面应加强军事活动，以打破韩顽向南发展之企图。
（二）俟将顽忠救解决后，一旅主力可转移至三分区外围，以求得休整，于必要时可向三分区之敌袭击。
（三）依目前情况，三旅尚可在四分区整训，坚持斗争，但师直机关及抗大庞大，不宜挤在一起。为便于军工生产及抗大训练起见，拟将师属后方机关及抗大转移到二分区。师直机关尽量缩小，仍在原地(5)，将来可辗转二、三、四分区指挥。
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各旅各分区电
（一）根据各方情况，敌人为破坏我夏收及准备新的冒险行动，有大规模“扫荡”我苏中、苏北之企图。靖江、南通增日寇二千余，“扫荡”三分区之日军仍在三分区各据点未动，各地伪军正加紧编组，大拉民伕，准备出动。
（二）据此判断，敌人之“扫荡”会突然到来。而此次“扫荡”之目的，可能企图在苏北进占阜宁、东沟、益林，在苏中摧毁我主力，缩小我根据地。
（三）整个反“扫荡”注意事项，军部已有指示，现根据苏中情况提出如下几点：
1．此次敌之“扫荡”不同于去年秋季，由于敌已将我二、三、四分区封锁与分割，不仅占我较大城镇及主要交通线，且在我中心区占有不少市镇，控制了许多便于机动的交通要道，这在军事上增加了我之困难，缩小了我之机动范围，而更利于敌对我任何中心区之进袭与分进合击，这是敌此次“扫荡”在军事上之特点。在政治上日伪之间虽有矛盾，但一般说日寇对伪军已达到某种强化程度，据点附近之居民已受敌一定程度的欺骗影响，特务活动也较前为甚，这些都与去年有所不同。
2．此次敌之“扫荡”虽比过去严重，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在华作战部队的补给大为减少，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困难增加，影响到“扫荡”部队之战斗情绪。加之日寇对伪军的强化，已引起伪军不安，增加其动摇程度。而我方虽然地区缩小，但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不仅主力较去年坚强，而且地方武装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广大群众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锻炼，有了反“扫荡”的经验。这都是我反“扫荡”胜利之有力保证。加之我政策稳定深入，群众工作开展，联系到国际国内的局势演变，也都是与去年不同的对我有利的条件。
3．根据上述各种条件，结合本地情况，在部队中及地方武装、广大群众中作深入动员与解释工作。注意防止因去年之反“扫荡”胜利及近期环境比较安定而产生太平与轻敌观念；同时，也要反对去年某些地区之躲“扫荡”现象。因此，在此次反“扫荡”中应有计划地分配干部加强下层，领导群众及地方武装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以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
4．各级机关应尽量减少行李，取消马匹，疏散后方机关；并将行动不便之工作人员分散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斗争及进行侦察工作。
5.党政军民之各种物资，应妥善地秘密疏散埋藏，防止被敌抢去。
6．加强对日伪政治攻势，是粉碎日伪“扫荡”必不可少的工作。各级政治机关及敌工部门应针对日伪实际情况，印刷大量宣传品，有计划地散发到日伪手里。同时要加强谍报工作。
7．加强侦察警戒，可将各机关部门部分干部临时充实到侦察部队及战斗连队，以提高其效率。同时加强保密教育，进行轻装，提高行军力。
8．为保存有生力量，在反“扫荡”初期我主力应尽量避免与敌接触，各旅之间加强联络，以便于适时集结主力予敌以有力打击。因此，主力应有计划的分散隐蔽，并于适当时机跳出敌“扫荡”圈；但此企图不应过早暴露。
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反“清剿”斗争总结
日伪去年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对苏中大举“扫荡”，就有伪化苏中的企图。今年伪苏北行营在泰州设立，更图加强对苏中之控制，积极准备举行对苏中的“清乡”。但一年以来，由于我军不断的胜利的打击敌人，由于全苏中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于反日伪的斗争，使日伪屡次伪化苏中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与阻止。
日伪鉴于历次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和反复“扫荡”都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又鉴于去年在江南“清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事倍功半，同时又鉴于在华北地区一年来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教训，乃阴谋以“扫荡”、“清剿”为手段，达到“清乡”的目的。敌人自称：“如果清剿任务不能完成，清乡也就无从谈起”。
敌人自六月十二日开始对海启进行所谓“第一期清剿”之后，至七月上旬，转至三分区虾蟆圩地区进行所谓“第二期清剿”，至十月中旬又转向江高宝地区进行所谓“第三期清剿”，但由于兵力不足，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先向临泽以北地区进行“清剿”，后于十月十六日转向临泽以南地区“清剿”，至十一月初又转移兵力至樊北地区“清剿”。
兹对反“清剿”斗争总结如下：
（一）敌人发动“清剿”的原因
第一，由于苏中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
1．政治上：上海、南京是敌人侵华的大本营，而在其北侧的苏中地区，却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与京沪成对峙形势，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巩固，这对敌人对占领区人民的欺骗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尤其苏中交通方便，我军的胜利消息很快的可以传到外洋去，这对敌人政治上的威胁极大。
2．军事上：不仅现在不断给予敌人严重打击使其无法安定，尤其将来反攻时，我有首先截断其交通命脉--长江的可能，直接威胁京沪。
3．经济上：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今天广大产棉地区尚控制在我手中，敌人无法任意掠夺。其他各种物资苏中亦很丰富。苏中是上海的重要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因以上缘故，敌人不允许我们顺利地建设抗日根据地，所以必须进行“清剿”，企图赶跑我们或削弱我们的力量。
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敌虽取得了某些胜利，但物资人力等方面消耗极大，必须设法来补充，故在此次“清剿”中大批捉壮丁，大量掠夺物资原料，以弥补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
（二）敌人“清剿”的特点
敌人由于在军事上不断遭我打击，逐渐认识到单纯的军事“扫荡”是不可靠的，必须以各种政治手段配合才能收效，故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清剿”前大办训练班，训练“清乡”人员为其爪牙。
在宣传上提出“只打新四军，不打老百姓”的口号，以离间我军民关系。散布“不交公粮给新四军，皇军就不来扫荡”，“赶走了新四军才能得太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并夸大敌在太平洋的战绩，迷惑民众，企图孤立新四军。此次敌人在政治上欺骗确实绞尽了脑汁，不但成立了“清乡队”随军宣传，更印发了大批传单、画报。在艺术上也相当新颖，颇引人注意，如将新四军的战绩列了一表，但在每次胜利底下都划个“？”号，以暗示在新四军胜利后这些地方（东台、盐城、海安、丰利等）究竟属于谁的呢？这样来迷惑民众。这是相当毒辣的，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清剿”区附近的据点成立办事处，使用“清乡”人员进行调查户口、编制保甲，且事先就布置特工人员先来我地区秘密活动，如收实流氓、散布搖言、刺探军情等，更积极收买地头蛇以进行破坏工作。
但敌人此次“清剿”提早进行，因此很仓促，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也是其不能得到预定效果的原因之一。
（三）敌在“清剿”中对各阶层的政策
第一，对上层士绅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如下委今、送聘书，请士绅当参议，给予较高薪水；伪造士绅反共谈话在报上发表，挑拨离间我和士绅的关系。
第二，对乡保长则笼络争取，威胁利诱。要他们做事，不愿者则以烧杀威胁之。在三分区捉了乡保长就审问：“你是什么时候担任乡保长的？”如果是我军东进后担任的，就加以监禁或杀戮；如果是顽韩时当乡保长的，则可以马虎一点。此外，向他们查问公粮下落以及抗属、农抗人员情况，以图破坏我基层力量。
第三，对农抗会员采取自首政策。先与之谈话，后交给任务，迫其为敌工作；若拒绝工作或工作做得不好即行杀戮。
第四，对抗属中的干部家属，先利诱之，要其迫使子弟回来为敌工作，以图瓦解我军，不然就以烧杀威胁；对战士家属则大肆烧杀。
第五，对地方武装采取内奸政策。派遣奸细混进来，组织拖抢逃跑与集体叛变。甚至绕过我主力专打我地方武装，以达到消灭我地方武装，孤立我主力的目的。
第六，对地痞流氓进行收买，为敌收集情报与散布搖言，破坏我地方工作。
（四）敌在军事上的动作
敌人原计划先集中三个大队的兵力，以一个月的时间，“清剿”四分区海启地区。实际上到海启的并没有三个大队。敌在二分区、三分区各留下一个大队，牵制我主力在外围活动。
“清剿”海启时，首先切断交通，实行水陆封锁，在海上、江上以汽艇巡逻，在陆上则从吕四到四甲坝、九门闸到青龙港完全封锁，使我主力处于三面临水的狭窄地区不易机动转移，使利其以主力突入“清剿”，以实现其撒网捕鱼与梳南战术的美梦。在三分区“清剿”时，也同样采取这些办法。敌人又采取轮流“扫荡”的办法，以一部分兵力守据点，用另一部分兵力“扫荡”，每日轮换一次，使我们不能休息而疲惫不堪，而他们则可轮流得到休息。在实行分进合击时，先派出一支兵力直往我中心区，其余各路只进到我中心区周围五六里到七八里的地方分别埋伏，使我不易跳出其合击圈；若一听到哪个方向有枪声，四周部队都向响枪处合击，使我部队不易应付。抽调后方兵力加强前线作战，如南通只留下宪兵。敌西南浦也亲自到前线。
（五）敌在经济上的政策
设立统制委员会，以控制一切物资。同时加强对我封锁，只要是日伪可利用的东西都全部抢去，甚至桌子等家具也运至上海，不要的就把它毁了，也有以门板、屋梁去填坝塞河的。在某些地区实行三光政策。
为了进一步欺骗民众，就以抢掠来的物资或从日本运来的大批日货进行倾销贱卖，而且宣传说：“新四军打走了，才有便宜货买，民众才有福利”。
（六）我们的收获和缺点
在反“清剿”之前，党政军各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恐慌现象，经过这次实际的锻炼，取得了经验，提高了干部、士兵及群众反“清剿”的胜利信心和斗争能力，今后粉碎可能再来的日伪的“清剿”更有了把握。
在反“清剿”中，开辟了边缘区工作（在过去这工作是不够的），因这时再不去边缘地区，我们的机关可能要遭受很大的损失。证明在反“清剿”中，边缘地区和敌占区是便于我们开展工作和进行战斗活动的。
不但保存了原有力量，而且还发展了新的力量，在海启反“清剿”中，地方武装只损失了四五十人，可是发展了好几百人，主力只损失了几个人，大都是伙（亻夫）等，部队和群众团体都能很好的转移与坚持原地斗争。
在军事上，我能在外围予敌不断的打击，尤其一旅、二旅、十八旅等部队在各地配合战斗，更有了大的收获，缴获了不少胜利品。在六、七两月反“清剿”中，日伪伤亡和被我俘获的总计达四千余之众。
最大的收获是，在反“清剿”中，我能运用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配合，能在日伪统治下进行合法斗争，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如控制了一部分伪军和伪组织，这对今后斗争将发挥很大作用。
我们的缺点则表现在：
1．思想上准备不足。如对“清剿”的严重性认识不够，认为不会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过去“扫荡”一样；甚至有的同志认为“总不会比内战时的‘围剿’更严重吧？”但当“清剿”到来时，则产生了恐慌。在直属队中，为了便于机关行动，分散了一部分人去单独行动，他们就不高兴，认为自己是没有用的人，被精兵简政减下来了。也有的干部把老婆从别的机关调到自己身边带着一起走，引起下面的反映和议论。但这些现象不久都已纠正了。
2．准备工作不充分。我们赢得时间是幸亏敌人的准备也不充分，若不是敌人的准备也不充分，我们要取得胜利困难就更多了。有些地方有等待主力来打走敌人，自己不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倾向；有的地方武装则为了不愿离开家乡而不接受上面机动转移的指示，甚至进行硬拼，结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3．在政权中，下层机构的动摇比较严重，也还有投敌的。这也说明没有经过改造的下层机构，在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是不能坚持的。
4．党的支部还不善于运用各种适应环境的斗争方式，不善于领导群众开展公开斗争或合法斗争。群众组织也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好地转变工作方式，灵活地进行各项工作。
5．锄奸工作虽有成绩，但还不能普遍的成为群众性的锄奸运动。
6．在反“清剿”开始时，地方武装与主力都有“挂免战牌”，单纯等待敌人走时再打现象，但很快就纠正了。
7．还没有充分执行华中局关于反“清剿”中“控制了伪军、伪组织即是等于取得胜利”的指示。
（七）反“清剿”的经验教训
第一，基层政权工作：当“清剿”快要到来时，对接敌区的乡保长必须加以审查，有的要撤换，或动员其离开“清剿”圈；对地主、士绅有的也应劝其离开本地区，以避免被敌人利用。当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威胁乡保长回去时，我们则应秘密布置一些我能控制住而又能应付敌人的人回去。在反“清剿”中与敌争夺基层政权和基本群众，如当敌采取高压手段胁迫乡保长和基本群众时，我政府必须派有威望的干部去慰问救济，告诉他们有关反“清剿”胜利的消息和若干应付敌人的办法，加深其对敌人的仇恨，以保持经常高涨的斗争情绪。
第二，两面派工作：主动的去培养两面派是不对的，而且那样的两面派也不会取得敌人的信任。只有在我力量弱敌人力量强的情况下才可布置两面派工作。在布置前应对人选和能否取得敌人的信任及是否有大的作用慎重考虑。在斗争中争取过来的两面派比我们布置的两面派较能收效。在政治上对两面派分子还应公开的与之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还要作公开号召反对投降妥协，这样才对我们有利。至于对两面派的要求不能过高，要估计其是否能够应付得了。在两面派遇到困难时也应设法给予帮助，使之便于应付敌人。对坏的两面派，即对那些对敌忠实，对我敷衍的两面派，则可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对付之。
第三，锄奸工作：在敌“清剿”开始时，就应对坏分子进行镇压，以打击伪化气焰。要把锄奸工作做好，首先必须加强内线情报，以我之秘密工作对付敌人的秘密工作。这个工作在反“清剿”开始时比直接对付敌人还重要，应放在第一位。对日寇派遣的特工和伪军派遣的特工应加以识别，他们的任务、作用是不同的。日寇直接指挥的特工是最坏的，而且有相当的反动手腕，大部在“清剿”地区活动，我们可以加强便衣短枪队来对付此种特工。我们还可组织便衣短枪队迫近日伪据点打游击，甚至深入到敌人据点里面去积极活动，打击特工，造成敌人营垒内部的恐怖。
第四，武装工作：在“清剿”快要到来时，首先应对不巩固的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工作，妥善处理老弱残疾及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将不可靠的，可能动摇的分子调离或先行遣散，这样才可保证正在斗争尖锐残酷时不致发生问题，不致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在兵力使用上，平时短枪队在基本地区的外围活动，主力在基本地区内部休整；“清剿”一到来，则主力跳出“清剿”圈在外围打击敌人，短枪队转入中心地区开展活动，这样才能收到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的效果。主力部队如何配合内线斗争在外围打击敌人，必须视形势而定，因敌人亦会在外围布置兵力可以随时对付我。为要有力打击敌人，则以较大的机动兵力深入敌人后方为有利。敌人撤退时很隐蔽，如在海启撤退时大部队即在海上行动，所抢财物也往海船上装走，而且行动时往往另以一部分兵力向我中心地区迫近扰乱，以转移我视线，故我必须时刻注意抓住机会打击撤退中的敌人，并截夺其所抢的资财。
第五，党和群众工作：“清剿”开始时，有些干部应有计划的撤退，政治上不可靠或可能动摇的干部应调走，留下坚强的有能力的干部坚持原地斗争。在“清剿”严重时，要善于采取秘密的和合法的斗争，但“清剿”告一段落时，仍应以公开斗争为主，以便迅速恢复群众情绪。干部和党员能否善于团结积极分子和群众共同斗争是能否坚持斗争的关键。环境愈严重就愈需要我们自己内部的团结和团聚广大群众，不然是难免要遭受损失的。
总之，这次反“清剿”斗争，敌我双方准备都不充分。虽然敌人兵力强大，我可利用日伪间的矛盾进行斗争。有了外线各部队的配合；有了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情况虽不全同，但有部分是可适用和参考的）；加之党内外的政治动员；尤其是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土生土长的干部，所以能坚持斗争和取得胜利。
有很好的干部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间亲密团结，善于运用各种秘密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又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是争取反“清剿”胜利的决定条件，也是今后坚持斗争，渡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前提。
注释：
*[一九四二年初，敌人为了达到伪化苏中农村的目的，在泰州设立伪苏北行营，加紧整编、强化伪军，除继续加强点线守备和进行“扫荡”外，进一步对我根据地分批分期进行“清剿”（又称“机动清乡”）。敌人“清剿”时组成以日军为主的机动部队，配以大批特务，采取加筑临时据点，封锁一个地区（一至二个县或几个区）的办法，运用派特务队和“清乡队”进入各村庄反复搜索、清查户口的手段，妄图寻歼我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六月，首先对第四分区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第一期清剿”，七、八月对第三分区的靖江、泰兴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九月底至十一月初对第一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第三期清剿”。粟裕对敌情动向作出判断，除向军部报告外，适时作了反“清剿”的部署，并指示各族各分区预作准备。苏中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在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内线与外线密切配合下，经过各分区党政军民运用各种有效方式坚持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这里选辑了粟裕为准备反“清剿”所作的部署电报两份和反“清剿”斗争总结一件。]
(1)[指京沪铁路（现为沪宁线）以北，丹阳北部、镇江和无锡之间地区，包括扬中和镇江、丹阳、武进、江阴等县各一部分地区。一九四一年起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2)[指京沪铁路以北，澄锡公路以东的无锡、常熟、江阴之间的地区。一九四一年秋后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3)[指京沪铁路以北，苏州、常熟、太仓之间的地区。一九四一年秋后归苏中区党委领导。]
(4)[指江苏省原东台县北部地区。]
(5)[第一师机关及苏中区党委，于一九四二年春进驻四分区之海复镇、吕四镇地区。反“清剿”开始，组成前后方，后方机关包括供给部、卫生部、印刷所、印钞厂、山炮连等，由海道北移二分区王家舍地区；抗大九分校经二分区北移盐东地区；前方机关，仅五十余人，转移南通之石港、北刘桥、金沙间水网地区。]
《栗裕军事文集》 |